1945年8月，在延安的机场，毛泽东即将前往重庆进行谈判。在他出发之前，中共中央发布通知，宣布在毛泽东离开期间，由刘少奇暂代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。这个细节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反映出在关键历史时刻，真正能够与毛泽东深入探讨国家和党的重大战略问题的人并不多。这里提到的“这五个人”，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名单，且并非对其他同志能力的否定。相反，从战略评估、全局把控和长期实践三个角度出发，能够与毛泽东反复探讨重大方向，并将战略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人物，确实非常稀少。
毛泽东曾强调，在战斗中取得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的缴获和敌人的消灭，还有关于战略性问题的解决。如果只关注眼前的成败而无视战略层面的挑战，最終依然可能遭遇失败。战斗的胜利固然容易，但判断何时出手、主力如何部署，以及战斗结束后如何改变整体局势，则十分困难。
其中朱德是与毛泽东建立战略协作的早期一员。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他带领部队在湘南和粤北展开多次战斗，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。1928年4月，朱德和陈毅的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，红四军由此形成。朱德的价值不仅在于能指挥部队作战，还在于对正规军作战、部队建设和根据地生存的实际问题有深刻了解，能将毛泽东从政治和全局角度的判断转化为实际行动。他们的合作，为早期红军战略与军事实施架起了重要的桥梁。
周恩来也在历史关键时刻发挥了类似的作用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，他虽然是中央的主要军事负责人，但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使得中央的领导和军事指挥逐步向更符合实际的方向转变。在长征期间，毛泽东提议改变行军路线，向贵州发展，周恩来不仅是传达者，更是关键的讨论参与者和推动者。在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情况下，周恩来能够听取多方意见、评估形势，推动中央做出战略决策，这种能力极为难得。
刘少奇在政治战略和组织战略方面展现了他的优势。在抗日战争后期，他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，对根据地建设、党政军关系以及干部政策进行系统思考。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时，刘少奇的代理职位显示了他在党内的重要性。在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央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，刘少奇推动了“向北发展、向南防御”的战略部署，以帮助部队和干部迅速北上，争取建立稳固的根据地。这并不是单纯的战斗胜负，而是关乎全国战局布局的重要变动，毛泽东对此“甚为欣慰”，表明了对这一战略方向的认可。
而陈毅并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战斗指挥官。1948年在中原军区会议上，他提到毛泽东多次与他讨论战略问题，尤其强调战争的全局、力量的变化和作战方向的把握。陈毅能够理解“从一个地方看全局”的思维，并能将中央意图有效传达到部队和地方。在复杂的华东战场上，既有大规模的兵团作战，也有根据地与城市、地方武装之间的协调，陈毅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全局观。他在淮海战役前后推动华东和中原两大作战力量的协同，正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判断与沟通。
邓小平的特点则体现在他的沉稳与果断，以及他在战略执行时的坚定态度。1947年，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此举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进军，更是通过巨大压力来获得战略主动，迫使敌方重新调整兵力。邓小平在地方政府工作时，注重中央的集中统一。在解放战争后期，随着解放区扩大、城市增多，各地事务骤然增多，毛泽东要求各地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。尽管有人以事务繁忙为由未能严格执行，但邓小平却始终按照规定向中央报告，这种责任感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，他曾将这一情况与大别山艰苦环境中的制度执行作比较，指出其他地方没有理由做得更差。
这五位战略家并非始终与毛泽东意见一致，而是能够将局部的经验提升至全国范围进行深入探讨。朱德专注于部队与军队建设，周恩来擅长在关键时刻的协调与决策，刘少奇精于政治组织与制度设计，陈毅能够从战场的变化中把握全局，而邓小平则在艰难环境下坚定地站在战略执行这一端。因此，所谓“深度沟通”，并非简单的坐下来聊几句，而是敢于分析形势、提出自己的判断，并接受检验，承担执行后的责任。历史文件中留存的往往是几封电报、一些会议记录和几次任命，而这背后则是中国革命在生死关头所做出的连续战略选择。
